作者：宋文邦
（三）宁武设府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通过“和亲”等手段逐步吸纳东蒙古部族，缓和了满蒙民族之间的矛盾，使昔日明朝的劲敌变成清朝人的“表亲”，并最终形成了“满蒙一家”的民族和谐关系。从这一时期开始，晋蒙边疆地区的蒙古族几乎完全结束了其南下侵扰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内外一家、边腹合体”的边疆新态势。宁武关的防卫，也随边疆局势的缓和而逐步降低。其实，自明末以来，原为“防边”的宁武军士早已转为朝廷镇压平叛的重要力量，进入清朝以后，随着边疆和内地局势的稳定，无论从“防边”或是“平叛”的任一角度出发，宁武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结束了它的军事使命，其职责的重点随之转为管理境内屯堡及守御边卒。在这一背景下，清政府于顺治三年裁撤宁武总兵，改为副将驻守，兵员裁为1000员，又于康熙三十一年改为中军守备驻守，兵员裁为546人。
至此，宁武城自肇城以来的军事色彩被大大地削弱了。在这一过程中，派驻宁武的兵备道也于康熙六年（1667年）被裁，移驻平阳府，其标下的中军守备、把总等将领也随之移驻。与此同时，随着边疆局势的缓和，以宁武为代表，整个三关地区的军事力量几乎被完全削弱，三关地区各卫所堡寨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其军事职能。
与此相对应，经过数次调整，除了担负城防任务的守备之外，宁武城也仅剩中粮同知、儒学训导、掌印千户、万亿仓副使等四位驻城官员：紧接着又将“太原府督粮同知一员，儒学训导一员，宁武所掌印千户一员，长夫战军三十八名，马四十五匹，万亿仓大使一员，副使一员，于康熙三十九年裁撤。改设“中粮厅同知”在宁武城征收丁银，努力将城内的军户群体纳入民事管理体系之中。城内衙门的基本职能也发生变化，原来以军事为主、兼管民事，现在则转向以民事为主，“中粮厅”也从一个边饷机构成为了兼顾军民的行政机构，“中粮厅同知”也由此成为了宁武城内的最高文官，担任孔庙、城隍庙等官方祠庙的主祭人。从这一时期开始，宁武城最终开始了从卫所到州县的历史性变迁。
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清朝政府开始在蒙汉边疆地区推行“改卫所为州县”的军政制度改革，彻底打破了明朝时长城沿线的边疆卫所体系，在这些卫所的基础上建立州县行政系统，全面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军政合一”的军政区划形态。
当时，根据山西巡抚诺岷的奏请，作为卫所的宁武城也着手进行这一行政区划的改革：在他看来，随着边疆局势的缓和，蒙汉之间不再爆发民族战事，偏关、宁武一带原处“腹里”，其军事地位逐渐下降，而随着人口的繁衍，这一带属于军籍的卫所军兵，形成了军民杂处的居住形态，且共同参加耕作劳动，军、民的户籍划分早已没有存在的必要。除此之外，他还给出了“改卫所为州县”的两个理由：其一，这一地带的官员以武职为主，缺乏各种处理行政事务的文官，虽设有卫学和所学，但当地生员在参加科举考试时需来回跋涉，当地民众每逢诉讼官司还要到附近州县衙门审理，给当地人增加了诸多不便：其二，偏关、宁武一带的管辖，长期依靠太原府、平阳府的同知进行管理，缺少“正印官员”，给各种官方事务的办理也带来诸多麻烦。因此，宁武、偏关迫切需要改变这一军政形态，建立州县行政形态。于是，诺岷奏请将宁武关改为宁武县，归属代州管辖，而将偏头关改为偏头县，归属保德州管辖。
但是，继任巡抚伊都立对此提出异议，在他看来，偏头、宁武所辖地域面积广阔，如果仅仅划分为两个县，行政官员难以控驭，必须在诺岷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以期最终达到“官民两便”的效果。后来，朝廷同意了伊都立的奏请，依照其的建议对诺岷的方案进行了修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终的改革方案：决定于雍正三年五月设山西宁武府。改宁武所为宁武县，神池堡为神池县，偏关所为偏关县，五寨堡为五寨县，俱隶属宁武府管辖；改宁化所为巡检司，隶属宁武县管辖。宁武府设知府一员，同知一员，宁、偏、神、五四县各设知县一员。
这次改革就宁武而言，弘治十一年（1498年）设立的宁武守御千户所被改组为宁武县，结束了自宁武肇城以来近250年的卫所时代，新设的宁武县主要管辖原来宁武，宁化两个守御所的领地，大致保留了明代宁武城的直接统辖范围，其中，宁化所被改为巡检司，属宁武县管辖，这一改革将分水岭南北部两个自然地理单元纳入整体的行政区划，并由此奠定了今天宁武的县域格局。宁武设府结束了自明成化以来的卫所时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对由此至清末200多年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巨大的影响。
根据州县行政体系的组织架构，朝廷迅速完成了宁武府县各级官员配置，并委派新任官员前往这一地区赴任，组成了宁武府的行政体系。以首任知府郎翰为中心，到任的各级官员开始依据府城的形制，在宁武城内外营建了相对应的官署和祠庙。其中，位于宁武城四郊的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先农坛、厉坛等四大祭坛率先开始营建。
在明朝卫所时代，宁武城四郊仅有南坛、北坛两座坛庙，其中，南坛为社稷坛，北坛为风云雷雨山川坛，后来，这两座坛庙及其祭祀礼仪被逐渐废弃，雍正三年（1725年）至五年（1727年），地方官员按照府城的形制在宁武城郊分别营建了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先农坛、厉坛等四座坛庙，并依照典制举行官方的春秋致祭仪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宁武城新的城市格局。除此之外，随着城外仪式中心的确立，宁武城内的空间布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各级官员在城内兴建了官署、祠庙等各种官方建筑，努力使这一城市的空间布局符合府城的形制，其中，以宁武府学、宁武府衙的兴建最为重要。
作为“风化之源”的宁武府学兴建于雍正五年（1727年），地址选在宁武城西北的山坡上，其中，大成殿等主体建筑采取了“五楹”的府学形制，以孔庙为中心，宁武府文庙包括名宦祠、乡贤祠、崇圣祠等纪念建筑，形成了新宁武府城的道德象征中心。新建的宁武府学建筑格局为：从大门进去，有一方泮池，池上有桥，桥南为棂星门，进入棂星门就是戟门，从戟门进去是大成殿，五间；左右为东西两廊，各五间；戟门的东西角门各一间。名宦祠在戟门的左面，乡贤祠在戟门的右面，各有三间。祭祀前斋戒独宿的房间在棂星门里的左面；祭祀用的牲畜的圈所在棂星门里的右面，各有三间房。明伦堂在大成殿的后面，明伦堂的左右两面有斋房各三间；崇圣祠三间，棂星门东面的是魁星楼。新设的宁武府学设教授一员、训导一员，每年取文武童生各十五名入学就读。这一新设的宁武府学对宁武城的意义非凡。自成化二年（1466年）肇城设关以来，城内庙学的设立经过了一个较长的过程，除了正德十年（1515）设立的宁文书院之外，卫所时代的宁武城直至嘉靖七年（1528年）才正式设立宁武所学，这才结束了这一军堡“无学”的尴尬状态。但是，受尚武风气的影响，这一城市的学宫体系一直处于缓慢发展阶段，直至宁武府学的兴建，才彻底地改变了宁武这一边疆城市的文教面貌。宁武府学兴建之后，各级官员努力将文明教化作为守土之责，新任知府就任时就首先到府学行“讲学礼”，每年亲自担任文庙春秋致祭的主祭官，并经常到学校视察，为之添置书籍、礼器等，解决各种办学的难题，由此，宁武府学也随之成为这一城市的文教中心，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性作用。
在先后完成坛庙、府学的营建之后，雍正六年（1728年）春，知府郎翰在原兵备道衙门的基础上兴建了宁武府衙，以此重新确立了宁武府的行政中心。新设的府衙气势恢弘，其格局为：大门三间，门外砂石门狮一对，对面大照壁一方，切断七百户街设东西栅门各一座（清代至民国有兵丁看守，禁止闲人通行，行人车辆绕行照壁后）。大门内第一个院落有东西房各三间，为杂役办公地，第二个院落十分宽敞，正中有高台一处，台上有房五间，为宁武府“正堂”，院内东西房为书办办公地。正堂两侧有通道各一，入为宅门，宅门后为二堂九间，是知府日常办公会客的地方。二堂正中有过厅通后院三堂，为知府内宅，另外配有厨房、库门、值更房、杂役房等附属建筑若干。府衙大院西有知府花园一座，内有“西亭”和“琴鹤轩”两座建筑，是知府休闲和读书的地方。新建的宁武府衙以明兵备道衙门为基址，这一选址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卫所时代的行政传统。知府郎翰将宁武府衙建在兵备道衙门的基础之上，具有两个方面的历史意义：其一，他将选址定于宁武城的中轴线七百户街东段，延续了宁武城的空间布局，体现了宁武府衙在这一城市的中心地位；其二，他将府衙建于兵备道衙门的基础之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个衙门基于行政事务的延续性。
宁武设府以后，以首任知府郎翰为中心，各级官员通过上述官方建筑的营建，重新构建宁武城的象征体系和帝国中心。从位于城郊的坛庙，到位于城内的府学、府衙，宁武城先后重新确立仪式中心、道德中心、行政中心，经由这一空间的历史性改造，宁武城的职责重心从军政事务转向行政事务，对应于这一城市从卫所到州县的历史性变迁。就某种意义而言，巨变中的宁武府城形成了其新的城市形态，在此基础上，经由各级官员的边疆实践，这一城市的民众逐渐脱离文野之间的边民形态，最终成为这一区域社会的文明中心。（连载文章 未完待续）
编辑：闫凤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