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文邦
《明史·周遇吉传》是在综合以前关于周遇吉及宁武关大战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文章表扬了周的英勇善战、忠心为国、视死如归的精神，塑造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忠臣”“义士”形象，从而使之成为当时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楷模。
《明史》发表之后，乾隆十五年，时任宁武知府的周景柱编写《宁武府志》，光绪年间，知府吴鸿恩编写《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都是以明史为参照文本。
在上述文字宣传的同时，宁武城内有关周遇吉的空间实体建筑也在不断修建，充实和提高，主要表现为：
1、周遇吉墓
周遇吉死后四日，部下侯效义等人才找到他的尸体，经草率收敛后埋葬在城东一里处其就义处（今学府街南口东20米处）。顺治十五年，宁武中粮厅同知刘玉瓒将周墓重新修筑——墓基巨石围砌，上部青砖覆盖，并在墓旁立碑说明此处即“周公殉难处”，并立“总镇周公墓表”碑一通。乾隆五十年七月十九日，大雨骤至，山洪暴发，恢河水改道直冲向周墓，忽然间，墓前矗起石堤坝一条，高三四丈，长十余丈，犹如一座小山挡住洪水，保护了周墓，时任知府裘行简曾撰文泐石记叙这一怪事。（当时宁武知县彭礼之子彭兆荪也曾作诗文记述此事——见薛军良：《彭兆荪边塞诗文选注》第98页）咸丰六年秋，又有洪水冲向周墓，墓前再次涌起小山一座保护了周墓。经过这两次事件后，咸丰七年（1857），宁武知府常文遴便主持将周墓迁于东山梁上（原火车站之西北角处）。1997年，火车站扩建占用此处，宁武县政府便在城北华盖山北坡为周建了墓园，将周的遗骨迁往新址，至此周安卧于青山苍松之中，可以高枕无忧了。
周遇吉战死后，其妻刘氏率家丁、侍从登上总兵府门楼以箭射敌，矢尽后举火自焚，阖府尽节，后来有人将刘夫人及从难之人就地合葬（在今武装部之西北角），乾隆三十三年，知县王仕伟与中军守备长白福阿明为之树碑立石，碑文为“明谥忠武周宫保元配谥节烈刘夫人拒敌就焚阖署尽节之墓”（此墓后平毁，碑文照片见《三晋石刻大全·宁武卷》。
2、周遇吉纪念碑林
此碑林的确切位置在今学府街南口东20余米处，占地面积约半亩左右。
顺治十五年，刘玉瓒为周遇吉重修坟墓，在此处立了一块连体碑（民间称为抄手碑，即两块碑立在同一个基座上，底部分开，顶部靠拢），正面碑石上大书“明忠武周公殉难处”楷体大字，背面碑石上刻着为周歌功颂德的文字。我十岁左右（1955年）曾去此处玩耍，亲见其背面文字有“……阴雨天便有血迹隐现，至今风雨不灭”及“碧血苌弘”的字样。后来，历任宁武知府、知县在此处陆续竖碑，便形成一处相当壮观的“碑林”，这些碑有加碑楼遮蔽的，有裸体的。我见时尚存“殉难碑”及另外七八通，余皆损毁，1958年修筑宁武至阳方口的公路，为拓宽路面，便将此碑林全部拆毁，碑石下落不明。
3、周公祠
清朝初年，宁武城内士绅在北山区万亿仓西建“周公祠”一处（在今北山区新修城墙下大台阶之东侧），作为全城士民祭祀周公之所，但因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因而香火并不旺盛，影响有限。康熙三十年（1691年），时任宁武副总兵的王元在七百户街中段（即今武装部大院）原总兵府废址上新建周公祠一处，新祠主殿祀周公，东西两排配殿祀甲申年间同时死难的周公部下十一人，后殿祀周妻刘夫人。因其地处“中街”，建制宏伟，大大提升了周遇吉夫妇的忠义形象，并为全城官、民祭祀周公提供了一个与之相适的场所。从而扩大了其影响，对民众也起到积极的教化作用（该祠存在到清末，民国革命后渐毁，解放初此处是一片荒地，公安局组织犯人在此种山药，我幼年时曾随祖母在此拣过山药，并在大门外的砂石狮子背上玩耍。后来这对周公祠唯一遗存的石狮也不知去向了）。
4、周遇吉的祭祀仪式
相较于墓、碑、祠等“硬件”，祭祀仪式只是一种“软实力”，但它具有更深刻的宣传与教育作用。
清朝前期，对周遇吉的祭祀仪式只限于民间自发的组织形式，当时只在周的死难日（二月二十二日）和清明、中元二节，城内士、民自发组织祭祀，后来随着官方对周遇吉宣传的提高，这种“淫祠野祭”的形式已日益“不合礼制”。乾隆年间，经由宁武知县施作楫、宁武知府魏元枢、山西巡抚阿里衮的逐级奏请，礼部于乾隆十年发布命令，将周遇吉及其妻刘氏正式列入官方祀典，拨付祭祀银两，购置“祀田”，春秋二节在新祠中致祭，由知府知县主祭，文武僚属陪祭，当时政府还把在神池军中服役的周遇吉的侄儿提拔为军官，一起参加陪祭，祭祀时按礼制，设鼓吹，献三牲，场面隆重影响深广，至此，清政府对周氏夫妻的礼遇达到了顶峰，这一盛大的祭祀仪式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综上所述，可见清政府对周遇吉的宣传有一个逐步深化，渐次拔高的过程，经过清政府多年来的这一系列运作，周遇吉终于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信仰标准、忠义形象和道德楷模。（连载文章 未完待续）
编辑：闫凤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