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抗日救亡的危难时刻，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孕育出许多饱含战斗豪情的诗篇。这些文字，既起到唤醒、动员民众的作用，也成为了民族精神的永恒印记。今天，我们所要捕捉和认知的便是那些烽火岁月里不屈的民族呐喊，以及诗歌与那个时代的关系。
1937年，当南京陷落的消息传来，身在晋察冀边区的山西诗人冈夫极度悲愤，他提起笔，写下了著名诗篇《我喊叫》。“祖国，让我喊出/你的愤怒吧！/喊出你的苦！/沉重的苦痛！”这些短促、有力的诗句，撕开了民族的创伤，喊出了祖国的悲怆、人民的痛苦。但是，诗人并没有沉溺于哀伤，而是将文字转化为抗战的火种，每一句诗，都是向死而生的呐喊，都是对民族尊严的宣告。仅1938年，这首诗就有超过2000份的手抄本在战区流传，它们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民众的抗战热情，也成为刺向敌人最锋利的武器。
与冈夫同样发出怒吼的还有诗人田间。1938年秋，田间离开延安，随“西北战地服务团”经岚县，抵达晋察冀边区。在那里，他与邵子南、史轮等人推动了“街头诗”运动。当田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在沁县《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时，这首仅五行的诗篇，简单、直白，却比任何枪炮都更具穿透力。“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刺刀下的杀戮、精神的奴役和嘲讽，这样耻辱哪个中国人的血液不会为之沸腾！在极具画面的动作和戏剧性的表达中，这种“反证法”的艺术处理极具感染力，更加激发出中华儿女强烈的反抗意志。
同一时期，还有一批展现人民抗争、觉醒的诗歌。诗人公木在晋西北工作时创作的叙事诗《苛岚谣》，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部作品饱含深情地再现了一个从沉默走向觉醒的农民英雄形象。年届六十的娄德明，本可以蜷缩在命运的墙角，守着几亩薄田度过余生，却因“国破家难全”的切肤之痛，将砒霜撒进敌人的饭食。面对敌人要求他先试吃的挑衅，老汉大笑着吃了下去，敌人也大笑着吃了下去。最终，“有八个鬼子，死在娄德明的家里边”“战马在长嘶，群山在抖颤”。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电波穿透了封锁线，这首激昂的诗篇回荡在华北上空，将个体的牺牲升华为整个民族不屈不挠的宣言。
每一首诗中，都饱含诗人悲怆而壮烈的爱国情怀。1938年，艾青从武汉来到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彼时，太原沦陷，山西的大片土地受到敌人的蹂躏。他创作的《北方》勾勒出一幅北方的荒原图景。沦陷区的破败、人民的苦难，尽在“从塞外吹来的/沙漠风，/已卷去北方的生命的绿色”等诗句中。当诗人沉痛地写出“北方是悲哀的”时，我们分明看到的是，最荒凉的描写、最悲愤的痛苦中蕴含着诗人对祖国炽热强烈的爱。正如1939年《七月》杂志的评论所言：“艾青的《北方》是血与冻土的炼金术。”道出了这首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内涵。
1943年秋季反“扫荡”期间，诗人魏巍正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工作。在滹沱河畔，他写下了战地诗篇《滹沱河》。诗歌以河流为意象，用极为简练、质朴的笔触，将个人情感与民族命运交织，表现出山河的抗争。开篇“滹沱河，/我的母亲河，/今夜我守卫在你身旁。”显得深沉，而之后刺刀般的比喻“你的浪花是刀，/你的涛声是炮”，赋予了河流战斗的意志，使诗歌更具鼓动性和感染力。这首诗在军区《抗敌报》发表后，还曾被战士们抄写在枪托和弹药箱上，伴随他们奔赴每一场战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山西抗战文艺创作中，诗歌与音乐的结合诞生了诸多经典。1938年初，担任战地记者的桂涛声，在陵川县开展工作时，被当地军民的抗战热情深深打动。他创作了一段充满激情的歌词。同年夏天，冼星海收到桂涛声写在烟盒上的歌词后，兴奋不已，一口气将其谱写成二部合唱曲《在太行山上》。之后，这首作品在武汉抗战周年纪念活动中首演，迅速传唱全国。同年秋，诗人光未然率领抗敌演剧队三队东渡黄河时，壶口瀑布的壮观景象、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还有高亢的船工号子，给光未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次年1月，负伤的诗人在病榻上，以惊人的创作激情，仅用五天时间就口述完成了长达四百余行的史诗《黄河吟》。两个月后，冼星海在听完这首朗诵诗后，心情异常激动，他抱病完成了八首歌的全部谱曲，这就是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组曲。与此同时，另一首抗战经典正在山西临汾孕育。音乐家贺绿汀随上海救亡演剧队抵达八路军总部后，创作出轻快昂扬的《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豪迈宣言，为艰难的抗战岁月注入了乐观主义精神，鼓舞着几代中国人勇毅前行，成为永恒的经典。
重读这一首首诗歌，我们终于懂得，诗人写下的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政治话语的传达，也并非渲染战场上的血雨腥风；他们所写的是人心，是其中最原始的恐惧，对死亡、对家园破碎、对民族沉沦的恐惧，以及恐惧之下迸发的、近乎本能的抗争与尊严。由此，这些从灵魂深处迸发的诗句，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之光，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前进的征程，也烛照着后来者的方向。（吴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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