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文邦

五、走口外艰难创业 受夹击败下阵来

明朝中后期，宁武城设为山西镇镇城，长驻兵丁12000余人，军马6000余匹，并设有官衙多座，这就构成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大大促进了宁武城商业的发展。这是宁武商业的第一个高峰期。

隆庆四年，“俺达封贡”以后，明蒙关系缓和，和平共处，边民互市，是为宁武商业的第二个高峰期。当时，山西镇在偏关红门市口设边贸口岸，进口蒙地特产的马、牛、羊、驼及皮毛制品，出口内地所产的棉布丝绸、铁木工具、茶酒之类日用品。当时在红门市口设交易厅、纳税厅、宴会厅，由岢岚道主持边贸活动，山西镇派兵维持秩序，蒙汉双方平等互惠，各取其利。宁武商人由此开始接触蒙人，尝到了边境贸易的甜头，为以后的宁商走口外开了先河。

清代，社会稳定，民生相对富足，宁武城得府治之利，商业发达、市场繁荣。到清朝末年，一些商人不满足于本地的市场，又将目光瞄准“口外”——大规模的宁商走口外由此产生，从而形成了宁武商业的第三个高峰期。

光绪年间，受晋中祁县、太谷商人出口经商致富的影响，宁武城内人李爱文、李三文弟兄等多人，远离家乡，向“口外”发展，但他们除了走“西口”到包头、呼和浩特外，还要向东北进发，直达中俄交界的黑龙江省海拉尔城，继李氏兄弟“东口”经商盈利之后，城内蒋鼎、刘伟、赵三成、张锁仁、李小狗等一批人也先后前往海拉尔。此后宁武人在海拉尔经商者逐年增多。

海拉尔位于内蒙古地区东北部，大兴安岭西麓的伊敏河畔，自古以来既是军事要塞，又是商业重地。境内有蒙、汉、回、达斡尔、鄂温克、俄罗斯等24个民族。清初为乌拉特蒙古部落的游牧地，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今正阳街一带开始建城，因其地居呼伦湖和贝尔湖附近，取名“呼伦贝尔城”。清末，又因城在海拉尔河附近，民间称之为“海拉尔城”。

早先，人们走旱路到海拉尔，行经路线一是走偏关，过黄河，到呼和浩特，然后北上到乌兰巴托（库伦），再折向东到海拉尔。二是沿着大同——丰镇——二连浩特——西乌尔特——乔巴山的线路到海拉尔。在这两条线上，人们不是步行，就是骑马，要不坐牛车前行。三、四千多公里的路程，从清明节过后动身，经过六个多月的行走，到阴历八月十五日前才能抵达。路上的艰辛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据被采访者白清老汉讲：

“我爷爷走口外时，才15岁。他们是过了寒食才起身的。行走在草原上，白天还好说，到了夜晚，天气一下子凉了下来。他们一般打一个地窝子过夜。所谓‘地窝子’，就是挖一个可供两三人容身的深壕，用木棍、扁担、树枝等搭在上面，再割些草铺上。晴天无风还好说，一遇上雨天风天，那就麻烦了，不是人睡在半夜被雨水浇醒，就是草被刮得无影无踪。好在人多，挨挤着总算能对付几夜。天气转暖后，夜晚不需要挖地窝子了，人们便拾柴砍树笼起火堆来，既防野兽的袭击又防蚊虫的叮咬。蒙古草原的蚊虫又大又凶，咬一口真是受不了。人就挨着火堆睡。马也围过来围着火堆休息。如果在行进途中正赶上风沙天，那就更可怕了。因为几丈开外看不见人，人们不得不互相拉扯着前进，要是行走在沙漠中，稍有不慎就有被风沙吞没的危险。白天，太阳好像就在头顶上，烤得人心慌，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

即使这般艰辛，走海拉尔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为什么?因为那是一块肥沃而富饶的宝地，水源充足，青草丰美，牛羊肥壮，民风醇厚，人们不但可以跟蒙古人做买卖，而且还可以远到俄罗斯，跟俄国人打交道赚大钱。此外，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后，还能和日本人做生意。宁武城的人每当看到走过几年海拉尔的人回来买房置地过着衣食无忧的美满日子，禁不住生出几分羡慕，于是想尽办法拉关系“走海拉尔”。

二十世纪初，中东铁路建成并在海拉尔设站后，给人们的出行带来极大的方便。宁武人再不用步行走草原过沙漠，而是沿着大同——北京——赤峰——白城——齐齐哈尔的火车路到海拉尔，既方便又快捷，十天半月就可以到达。宁武人走口外的高峰就出现在这时。

以下以宁武走口外商人崔景龄的事迹予以说明：

崔景龄十五岁那年春天就跟随王先生从宁武动身，坐的是“架窝子”。这种交通工具是将两根椽分别架在前后两马的两边，中间络上绳子，人坐在上面，到大同后再乘火车北上，直抵海拉尔城。

到海拉尔后，由王先生作保，崔景龄到祁县人开的“恒得利”店铺学徒。他去的第一年，主要学蒙古语和俄罗斯语，第二年开始学珠算和记帐，第三年才学经营和管理。同时，在这三年中，还要当“三壶总长”，即天天为掌柜子“提茶壶、端酒壶、倒夜壶”。就是每天早上必须早早起来，将掌柜子们的“便壶”端出去倒掉，然后侍候掌柜起床，接着叠被、打扫房间、生火烧水，为掌柜泡茶和准备早饭。这位掌柜不喝酒，因此不用他把持酒壶，要在别处，准得站在炕桌旁，一蛊一蛊地给人家满酒。晚上侍候到掌柜睡下了，自个儿才能睡觉。这个掌柜不错，待他还算友善，加上他人不大，但十分机灵，办事又办得好，深得老板信任。三年学徒期满后，由于他干得也不错，自己心里又偷偷记下不少来往的商人和商路，虽然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心里已下定决心要独立经商。

离开东家后，他只身带了根绳子，拿了把镰刀，开始到山里头割柳条子卖，待积攒下些银钱后，做起流动生意来。由于他既会蒙语又会俄语，结识了很多朋友，加上省吃俭用，手头有了一定的积蓄，于是一年后在海拉尔的中心地段——正阳街租了三间门面房，挂牌“广盛恒”，当起东家兼掌柜来。此后，他又不惜重金聘请宁武人王丕模当帐房先生、刘官娃作管事。另外，随着门面的不断扩展，又雇佣了当地七、八名年轻人作店员。一时间，成为正阳街小有名气的皮毛日杂店老板。

此时的崔景龄，已不满足于单一的坐门营业。他先后购置了几辆大车及数峰骆驼，雇佣了二十来个青年做起了流动生意。

在草原上，好走的地方，他就用大车；不好走的地方，就用骆驼，分别将布匹、烟酒、茶叶和日杂用品装上，走到哪生意做到哪。蒙古的牧民逐草而居，他们则逐牧民而去。商品的价格则通过双方协商而定。比如一只玉嘴可以换三张羊皮，一块砖茶可以换一头绵羊，甚至一瓶烧酒就可以换匹马!通过这种看似等价实际不等价的商品交换，使崔景龄的财富扶摇直上，仅几年时间就成为当地有名的财东。

与牧民们做生意，也随季节的变换而变换。一般是春季主要收购各种皮件，包括牛皮、羊皮、狐狸皮、貂皮等。夏季则收购羊绒、驼绒。秋冬季收购各种牲畜，包括马、牛、羊、骆驼等。交易的方式除以物易物外，可进行赊欠。蒙古牧民们大都忠厚老实，崔景龄做生意又以诚信为本，春夏赊欠的货款，秋冬必来兑现。双方通过交易，不仅各取了所需，而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外，他的商队还到一些寺庙与众多的喇嘛做生意。

崔景龄除与蒙古人做生意外，与俄国人和日本人也有交易，他把从牧民那里收购来的牲畜和皮毛，除销售到汉族地区外，还北进销到俄罗斯，东进卖给日本人。当然俄罗斯驼绒、毛毡和玻璃制品，日本人的海产品、糖业烟酒等也是他收购的对象。他的侄孙崔树藩，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海拉尔与外人做生意，最好的是蒙古人，半好半奸的是俄国人，最奸的是日本人。

当然，在这三种人中也有例外情况。比如：有一次崔景龄骑马过河去会见朋友，恰好对面过来几个俄国人。他的马受惊后一下子把他摔到了河里。这时，一个俄国人奋不顾身跳入冰冷的水中把他救起。原来，救他的人正是曾有过生意往来的约瑟夫先生。这伙人是逃难来到海拉尔的。经与当时官府协商，他把这伙人暂时安排在他的“广盛恒”住下来。后来，他们中一些人，有的做了他的伙计，有的成了他生意上的朋友。还有一位姑娘，看他人品不错，生意又兴隆，纠缠着要嫁给他，他左瞅右瞅这位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姑娘有点吓人，推说老家已有妻室儿女才算了事。

“广盛恒”在崔景龄的精心经营下，没几年就将生意做到蒙古的乔巴山、温都尔汗、库伦（乌兰巴托）、俄国的博尔集亚、赤塔等地区，一时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店。到这时，他拥有四十多间房产、五十多辆大车、三十多峰骆驼，四个蒙古包，四十多位从业人员，总资产达三万余两白银。

在海拉尔地区，与“广盛恒”不相上下的宁武人开的商号还有：李家的“玉升和”、毕家的“同义升”、王家的“广利恒”、谭家的“福新永”、蔡家的“广胜荣”等等，其生意规模与崔家的“广盛恒”不相上下，各家的总资产大约在两万银元到四万银元之间，在当地同样做得有声有色。

宁武人在海拉尔除经商办店外，在手工作坊中还有韩世忠的毡房，专门为蒙古人做蒙古包、毡子、毛鞋等用品；还有刘二喜开的骑鞍房，是为马做鞍子和脚蹬子的。此外，还有银匠铺、铁匠铺等等。其他人则大部分在北京人和山西人开的店铺、作坊、围场等做店员或打工。

当年宁武走海拉尔的人中，大约有70%的人留在了当地，如今都已下世，即使他们的儿女，如今也大多是八、九十岁的高龄。在今天呼伦贝尔（海拉尔）这个总共30多万人口的城市中，祖籍是宁武的大约三千多人，大部分是第三代和第四代人。虽然他们对祖籍宁武的印象，已变成一种遥远的符号，但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特点仍然与今日的宁武人一般无二。（连载文章 未完待续）

编辑：闫凤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