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风生水起的民营企业家沦为黑社会组织头目，成为一方“毒瘤”；

昔日地方法院官员沦为黑社会组织“军师”，为其出谋划策；

昔日善良的村民被迫成为“同盟军”，沦为黑社会组织的“附庸”……

28年前，陈某某白手起家，从一名赤脚医生摸爬滚打“跨界”成为山西省长治市知名企业家，致力于打造百姓刚需楼盘，赢得了业主们的广泛称赞。但面对诱惑，他游走在红与黑的边缘，亦正亦邪，他集“企业家”、“大哥”等身份于一身，被众星捧月，在不规范的市场秩序中如鱼得水，野蛮生长、凌厉、强势，成为一方黑社会“毒瘤”。

2020年11月18日，这起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案件在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一审公开宣判。16名公诉人面对54名被告人、94名辩护人律师，在持续15天从早到晚的庭审中，他们顶住了94名辩护律师的轮番“轰炸”，收获了体力与智力角逐的“双赢”。“该案的成功办理，彰显了临汾检察机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勇于担当、敢于亮剑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有力震慑了犯罪，打击了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临汾市检察院检察长马红彬说。

一次拆迁：黑社会组织初现端倪

俯瞰某村，昔日破旧的民房已不复存在，一番拆迁改造之后，取而代之的是鳞次栉比的一幢幢高楼。

长治高新区某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是高新区响应城市总体规划，加快城中村建设步伐，实现“市域城镇化”，建设更加美好城中村的一项重大举措。整村改造涉及1086户的拆迁安置，建筑面积约275万平方米。2012年，山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地产公司）和山西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筑公司）（合称：某某公司）开始立项，开启某村城中村改造的大幕。

经过几年建设，老百姓都住进了楼房，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看似老百姓拥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了解到，2008年，长治市高新区管委会把某村作为城中村改项目试点，陈某某通过陈某、王某某（时任某村委主任）、何某某等人安排，行贿等方式收买时任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成功被内定承包该村拆迁改造工程并提前介入拆迁工程。

“中标公司需给某村委提供8000万元无息借款。”2012年9月，在某村拆迁工程一期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前，通过故意设置额外报名条件排挤竞争对手。在某地产公司资金紧张的情况下，陈某某又与原某某（时任某村党支部书记）等人约定由某某公司在村委账户反复两次进出账4000万元，并由村委开具两张假收款证明后，将钱返还某某公司账户，使其取得竞标报名资格。同年10月14日，某某公司以1.2亿元（高于起拍价1.15亿元一个区间的低价）取得某村一期改造地块，随后二至四期的土地也均被某某公司以同种方式取得。

征地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理论上应该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征收。为实现公司经营利益最大化，陈某某通过金钱腐蚀村两委人员，插手本应由村委主导的拆迁工作，欺压、残害百姓，破坏了老百姓谋幸福的第一道线。

在某村改造期间，因村委与中石油山西长治分公司第十加油站协商补偿未果，陈某某纠集一众人马驱赶加油车辆，安排人调用土方车倾倒建筑垃圾，封堵加油站进出口，并将加油站拆迁负责人杨某某殴打致伤后，在其住院治疗期间，将加油站强行拆除，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此案的发生，标志着以陈某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初步形成。2012年至2018年间，该组织组织实施了40多起以强拆为目的的寻滋事、强迫交易、诬告陷害、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故意毁坏财物、非法侵入住宅等违法犯罪活动。

随着涉黑组织不断的发育，软暴力行为方式逐步开始显现。砸玻璃、挖墙脚、燃放鞭炮、泼酒粪便等“软暴力”手段，对某村民形成强大心理威慑和精神压制，许多百姓会因为害怕、恐惧，选择签字。而对部分仍未达成协议的“钉子户”，某某公司则采取多予支付补偿款、房屋面积的手段，先诱使拆迁户签订协议，随后又以敲诈勒索某某公司或陈某某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公安机关向拆迁户索要补偿款且追究其刑事责任，以此威吓其他拆迁户，达到了其顺利实现拆迁改造的目的。

一种人脉：“五花八门”的庇护

除了震慑老百姓，陈某某对组织内成员也是亦奖亦罚。

发放工资，赠送房产、车辆、车位、物业管理、安排子女工作、支付安保费用、非法报酬……为了笼络骨干成员，间接控制管理其他组织成员，陈某某表现得非常“大方”。甚至会利用其身份、关系和影响使积极主动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成员免受刑事追究，为其提供“庇护”。

2015年1月14日，陈某某等预谋对三户某村村民李某某等三家强行拆除。当日，受陈某某指使，韩某等人身着统一样式雨衣、头戴安全帽、手持镐把，现场警戒，将李某某等三家从房屋内强行带离，将家中物品搬出，并将房屋强行拆除。被害人报警后，高新区公安分局扣押三台挖掘机，并对韩某等人立案侦查。案发后，陈某某指使手下，以发放好处费为条件，组织百余名某村民到高新区公安分局聚众上访，时任高新区公安分局作出释放司机、返还挖掘机的处理并对韩某等人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同样是利用“人脉关系”，对挑战其权威、违背其意志的组织成员韩某某，陈某某则以其受到敲诈索为由实施诬告陷害，并指使其他成员作伪证，致使其被判处刑罚，极大地震慑了其他组织成员，树立了陈某某在组织中的绝对权威。

就这样，在这些人脉的包庇、纵容之下，某村130余人次的村民报警求助得不到合法有效处理，甚至被视为民事纠纷，致使群众在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遭受不法侵害时，不能、不敢通过正当途径进行举报、控告，最终向该组织妥协。甚至在高新区公安分局接到省委巡视组、中央督导组分别转办的某村投蛇事件线索与陈某某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后，在未依法深入、持续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即将相关案件搁置或草率做出“陈某某涉嫌违法犯罪无事实依据”的结论，予以上报，致使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坐大成、称霸一方，某村民丧失安全感。

自2012年以来，某某公司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某村全部拆迁改造项目，获利人民币90.55亿元；并通过多次举报某村民对其实施敲诈勒索，追回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453.68万元及房屋680.14平方米。

2016年5月，国家税收体制改革以后，某房地产公司税务会计郭某某发现某建筑公司税负有所增加，遂将此情况逐级上报。整整121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具体事实，记录了2017年至2018年，某建筑公司在无真实业务往来的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579份，金额683691791.61元，税额109899384.6元，价税合计793591176.21元，以上增值税专用发票均被某建筑公司认证抵扣。

得知被查，他们还删除了某建筑公司在金蝶财务软件系统中记载的2014年至2018年内账账簿及2017年外账账簿，妄图毁灭证据。之后又在某地产公司欧亚小镇售楼部的网络运营部，通过服务器远程登录金蝶财务软件系统，将以上电子会计账簿故意删除销毁。

案发后，侦查机关依法查封、扣押、冻结了该组织及其组织成员的涉案财产。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临汾市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以检察长马红彬为组长的专案组，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专案组成员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对800余册案卷进行全面精细审查，严把案件质量关，用专业的知识、正义的力量，践行着人民检察官的庄严承诺。

一场硬仗：检察官与刑辩“大咖”的交锋

2020年10月26日上午9时。“扫黑除恶”审判“第一锤”敲响。“我们受人民检察院的指派，以国家公诉人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法庭上，这是公诉人响亮的自我宣言，也是捍卫公平正义的呼唤。

初冬的法庭有几丝寒意，但是马红彬在宣读起诉书时却大汗淋漓。细心的同事们发现，“这并不是紧张，而是马检近几天的身体出现状况，他在开庭时已经连续三天没有进食了，身体出现了电解质紊乱的状况。”

54名被告人，15项罪名，84页起诉书，字里行间环扣着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条，马红彬宣读起诉书近两小时，他这种敬业的工作作风和以身作则感染着专案组的每个成员。

同样陪伴着大家的还有二级高级检察官刘跃文（原临汾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经过了解，刘跃文并不在专案组之列，陈某某案开庭时，他刚刚办理完自己的一起案件。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完成这次庭审，他坐镇指挥，在庭审后台指挥中心不断提示大家调整讯问的问题和语速。

“对方花重金请来的是大名鼎鼎京城著名刑辩大咖带领的辩护团队，我们直到这是一场硬仗，硬着头皮也要打下去，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刘跃文说道。

在举证环节，面对非常震撼的视频证据，辩护人开始对证据的来源纠缠不清，同时又对举证方式要求再次调整。被告人中既有昔日的鼎鼎大名的企业家，也有曾在法院工作过有从事多年律师行业的人，还有昔日坐在主席台上的政府领导，公安局上至局长、副局长到刑警队长、治安队长到普通民警，还有昔日的村两委干部，再加上刑辩大咖，一波波压力随之而来。但由于庭前专案组已准备了详简两种举证方案，庭审顺利进行。

最让他们紧张的是关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环节这一环节。2020年11月2日上午8:40，控辩双方的专家证人出庭。一个回合下来，辩方专家证人无论从专业知识的表达还是仪态表现都不给力，把堂堂大牌辩护人着急的直接自己发问。检察方专家证人有条不紊、思路清晰地回驳了对方，现场圈粉（律师）。同时，公诉人在现场也欣赏了一堂精彩的有关税务和审计的专业知识授课。

2020年11月8日，伴随着主犯全部认罪认罚，辛苦奋斗了七个多月的案件终于完美谢幕。18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一审公开宣判：该案组织领导者陈某某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诬告陷害罪等，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被告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到一年四个月不等刑罚，并处相应财产刑。

一份愧疚：难舍心中的责任与牵挂

对于督办陈某某案的过程,专案组成员用艰辛和坚持来形容。在这个16人的团队中，从检察长，到临汾市检察院刑事一、二、三部中层负责人，再到基层检察院业务精通和办案经验丰富的员额检察官及检察官助理，年龄从24岁到50岁，都是第一次办理中央扫黑办督办这类大案。

本案涉案人数多达54人，案卷材料700多卷，视频影像光盘2000多张。对隰县检察院检察长王军琴（原临汾市检察院刑事检察一部主任）而言，从检21年，她所办案件最多的卷宗也就是70多本。“这是个巨大的考验，但这也是从检生涯中可遇不可求的一个大案。”她说。第一天开庭，早晨出门时，王军琴年幼的孩子光着脚丫追出来，哭喊“妈妈，别走，陪陪我”。不忍看到孩子哭泣的她为了全身心投入工作，不得已做出了不回家的决定。

法庭上，他们是酷、冷、飒的检察官，觉得难以接近。但走进他们，记者看到的是几乎天天加班、长期熬夜无暇顾及家庭的母亲、父亲和女儿。

“1千克两大桶黑咖啡可以说是岩松的‘续命咖啡’”同事们的一句玩笑话，投射出专案组工作的强度。作为专案组里的“综合担当”，严岩松白天一边忙着和公安的专案组沟通需要继续取证的材料，一边和法院专案组互通进展，同时组内各小组的疑难杂症也全部汇集到他，只有到了晚上，他才可以静下心来，整理自己所负责的案卷材料，几乎每天熬到十一二点，于是，咖啡成为了严岩松的“亲密伙伴”。

对于几位女干警来说，由于工作的性质，她们在很多的家事里缺席。10月27日，早8：00，专案组成员乘车去往中院审判庭途中，许晓丽的手机响起来。“女儿感冒了，有些发烧，给孩子吃什么药呀？”“那就先别去上学了，你去药店买蒲地蓝和头孢克圬给孩子喝上。”得知孩子发烧，许晓丽很担心。但一上庭，她马上又精神集中投入到庭审中，直到晚上8：30休庭，她才匆忙赶回家，看看生病的女儿后，第二天一大早，就又投入紧张的开庭中。

和许晓丽一样，专案组中张彦、任楠的孩子都还小，为了这个案子，她们内心都承受着不能侍奉父母、照顾年幼孩子的愧疚和遗憾。

11月1日，晚20:20，窗外飘着毛毛细雨，下庭后，专案组成员魏兵兵打开手机，7个未接来电，几十条微信留言：妈妈被车撞了！那一瞬间，魏兵兵的心情十分焦灼，接送车刚驶入临汾市检察院大门，他下车后就往外跑。第二天早上，开庭时，魏兵兵如约而至。“医生说了，没有好办法，只有卧床静养，我在家也是呆着！”轻言淡写的一句话，但是，大家都知道没有这么简单。

对他们来说，每一步都没有捷径。涉黑恶犯罪案件涉案人员多、罪名多、犯罪事实多，想要顺利取证难度大，每个案子都要做大量的前期工作。抽丝剥茧地排除犯罪嫌疑人供词中自相矛盾的点，找准定罪量刑的关键事实，查漏补缺……他们互帮互助，在探索、磨练中日渐成长和进步。他们说这样的生活充实、有乐趣、有成就感，在打击犯罪、守护平安中奉献自己对社会的爱。

如果星辰大海是宇航员的征途,难啃的案子就是检察官的征途。“每一次与黑恶势力的正面交锋，都肩负重任，要对得起身上穿着的‘检察蓝’，就要付出加倍的努力。”4·30专案组用忠诚守护正义，用拼搏铸就担当，以办案写意人生，时刻书写着检察干警的使命和担当。